作者简历兵团时期的作者
舒顺林，1950年出生。1969年到内蒙古兵团，1977年调内蒙古农管总局编辑室工作。1978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系，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。1992年调到北京，先后任职首都师范大学分部和民政部《中国民政》杂志社。正高职称，现居北京。
解滨，本来叫解滨滨，是个叠名。一看名字，就知道他的出生地与水有关。不错，他是天津海河边人。一个男孩，取个叠名，开始觉得有点别扭，因为上世纪50年代叫叠名的多限于女孩，不像改革开放以后的现在，叫叠名的也不少，甚至起四五个字以上的洋名，也都能为国人所接受。叫滨滨不知出于哪种考虑，也许父母只是取其偕音，希望他像女孩一样文质彬彬；也许滨滨本是乳名，长大了也没顾上去改个学名；也许为勿忘出生地，强调海河之滨？不管是哪种，已无法说清。不过，解滨滨大家都一直解滨、解滨这么叫着，觉得顺口，感到亲切，就连领导也这么叫。认识解滨，具体是哪天不记得了，反正算是比较早。我们是1969年5月8号从呼和浩特到的内蒙兵团15团7连，他们是5月16号从天津到的7连，相距不到10天就分在了同一个班。也就是说一到兵团我们就认识了。只是他比我小，属于初中生的那一拨。我们这个班在连队没待多久，就被抽到师部架线队去了。架线队是个临时机构，是由3个团（11、15、16）各抽一个班的人组成的。它负责由师部（乌拉特前旗）往11团（驻地前旗西山咀）、12团（驻地新安镇）、14团（驻地苏独仑）、15团（驻地建丰）、16团（驻地牧羊海）架电话线。深入接触和认识解滨就是从架线队开始的。他中等个头，长脸，身板结实，白净的脸上虽长有青春痘，但不仔细看还很难发现。在架线队时，对于挖坑、扛电线杆这些累活重活解滨都抢着干，特别能吃苦，所以经常受到队里的表扬。说不上他身上的优长是什么，只觉得他挺单纯，厚道，谦恭，善良的。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，在兵团男生中，不抽烟的屈指可数，他就是其中之一。他爱学习，也挺自律。那时候以班为单位的政治学习比较多，或是学毛选，读老三篇，或是学两报一刋社论（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军报》《红旗》杂志），或开班务会等。每当这时，他总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，认真地学，仔细地听，打开笔记本来记。他的笔记本不是那种简易的小白皮本，而是带塑料皮、比较讲究的那种，说明他是有备而来，一开始就是抱着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。他对笔记本很爱护，平时把它收在枕头下，或压在褥子底下，等学习讨论时才拿出来。笔记本不仅记有学习讨论内容和心得体会，也记着已做和要做的事，又顶日记本用；同时还用它来练硬笔书法，一本多用，一举多得。他爱干净，也特勤快。他爱干净和那种有洁癖不让人坐自己床上的人不一样，他是注重个人卫生，经常洗洗涮涮。在兵团那样的环境里讲卫生爱干净是很难的，洗脸洗脚没有热水，洗澡更是想也别想。男知青那点津贴都买烟抽了，根本不会想着去买肥皂和洗衣粉。所以好多男知青连脸都不好好洗，有时干擦一下了事，更不用说洗脚了。男生中曾流行的口头语就是“一三五不洗，二四六干擦，星期日休息”。他讲卫生爱干净是公认的。他每天都要洗完脚才上炕睡觉，没热水就用凉水洗，这一点雷打不动，决不含糊；他洗脸也尤为正式，脸盆、牙缸、牙刷、牙膏、毛巾一应俱全，一样不少，洗脸必须打上香皂或肥皂，还要搓出泡沫儿来，有人和他一起洗脸总能蹭他的香皂使使，他也欣然应允，从不嗔怪。不少男生的衣服都是从新穿到旧没曾洗过一回，所谓“一槽烂”，这还真不是个别现象，解滨则是一个例外，他的衣服三天两头就得洗，只要脏了哪怕当天穿的他也会脱下来洗。说女生爱洗衣，他不比女生逊色。本来兵团发的垦服质量就差，爱掉色，他的衣服则褪色得更厉害，因为他洗得勤搓得多，绿的衣服被他洗几次开始发黄，再洗几次就发白，变成黄白色的了。难怪有人说他的衣服不是穿烂的而是洗烂的。他兴趣广泛，乐观向上。每逢休息天，多数时候，他的任务就是洗涮缝补。吃过早饭他就把脏衣服拿出来洗，要是赶上大太阳天，他还要把被褥都拿到院子里去晒。在晾衣晒被的同时，他会拿出他的针线包来，衣服哪儿开线了，鞋子哪儿破了，他就缝缝补补。有时也会帮别人补。或者是拿出他的二胡来，找个马扎坐下，在院子里、在太阳下拉拉二胡。这时会围过几个人来，听他二胡独奏，或和他一起在院子里说话聊天。要是在晾衣服的时候不拉二胡就吹口琴，这也是他的一大特长。在师部架线队时，我们就经常听他吹口琴，回连队后又时常看他拉二胡。他拉二胡称不上炉火纯青，收放自如，但也足以让我们啧啧称赞。当年允许拉的二胡曲目不多，他只好拿样板戏里的有关曲子来练手，要不就是拉拉《北京有个金太阳》《北京的金山上》等。有限的曲目中人们最喜欢听的是《二泉映月》。《二泉映月》是一首具有深厚民族风格的纯二胡曲，它曲调缠绵情深，如泣如诉，既深沉悲怆，又激动昂扬，艺术感染力极强，没有一定技巧很难把控全曲。因为它曲调优美、打动人心，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。解滨拉出的《二泉映月》虽然无法与专业水平相比，但对于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说，也能感受到那流畅婉转、跌宕起伏的效果，不说每次听得我们如醉如痴，起码让我们的心情在享受与满足中获得暂时放飞。从架线队回到连队不久，7连就调整班排，架线队的人都七零八落打散到各班去了，只有我和解滨又被分在了同一个班，这是我俩的缘分。那时我们班住在一个有炕的大房里，排房是新盖的，南北跨度比较大。一进门儿，左右两边是两盘大炕。正面是一面大墙，墙上开有两个小窗口，窗户下面的地上摆放着大伙儿的箱子之类的家具。那里头有解滨的一个红木箱，他的箱子最大，最新，所以最显眼。解滨从家带来的是一个翻盖的实木箱，类似内蒙古农村老乡家里的红躺柜，只不过比红躺柜要小一点，比一般的木箱要大许多。他把自己所有的衣服包括棉衣、棉被、大衣等放进箱子里还有空余地儿。他看我带的箱子不够大，就主动让我将棉衣棉裤等往他的箱子里放，后来我们这个班又换防到9连，在9连我俩还一直合着用这个红木箱。之所以被分9连，是因为那次的整党。1969年底，7连开展了一次整党运动。过程中引发了激烈的干群矛盾，轰动了15团。团里派工作组下来才平息了那场冲突。整党后7连对人员进行了大肢解：一个排被分到9连，两个班分到了2连，一个班分到10连，还有被分到4连和8连的。9连也是个新建连，新连队新营房。我们住进新房时，屋里的墙还没完全干透，房顶虽抹了一层泥，却还没来得及铺瓦。房上的瓦是我们住进去以后自己铺上的。那盖瓦的情形至今还记得。上瓦时，我们先将瓦运到房顶，然后又将铺瓦所用的泥从房下扔上去。在做这项工作时，是我和解滨打配合，我带几个人在房下，他带几个人在房上。那年秋季，我和解滨所在班还为场院的四周垒过干打垒的墙。它是用两块侧板（大约长2米多，宽30多公分）和一块端板组成模具，然后往模具里填土夯实而做成的墙。干活时关键是要把好两头，一般又是我和解滨各把一头往下进展。解滨虽是初中生，但成熟、懂事、有能力；虽身体不算粗壮，个头也不算高，却在各项劳动中特别卖力，干得特别出色。春播、夏锄、秋收、冬储，一年四季农活，他一样不落，都干过；基建、浇地、挖渠、脱坯，苦活累活，他每次都打头阵，从未退缩。他不会“偷懒”，没有“松懈”，还“不识闲儿”（闲不住）。他凭借实干苦干证明了自己的憨厚，也赢得了领导和群众的信任和肯定，由战士到副班长，由班长到副排长，他一步一个脚印，走得踏实、稳健。1972年初我抽调到团部学校去当老师，才和解滨分开。但到团部后，一是开始不习惯机关的生活，二是割舍不下兄弟情，所以一有空我就往9连跑，去找解滨、纪颖博他们玩，有时晚了就在连里过夜；他们到团部来办事或是到服务社买东西，也必定要到学校来找我。彼此间仍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与交往。
兵团时的解滨
1974年7月23日清晨，我正在学校教师宿舍里睡觉，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，说是找我，我赶紧起床，穿鞋下地去开门，一看，站在门外的是纪颖博和山顺宝。心想这么早，他们来干嘛？没等我发问，小纪就告诉我：“舒顺儿（本人在兵团时的昵称），解滨去世了！”“啊？”我特别惊讶。“怎么回事？”没容我追问，神情凝重的小纪就告诉我：人（解滨）就在后面的房子里停放着……我赶紧穿好衣服，脸也顾不上洗就跟着他们往房后走。由我们房后往北穿过一条土马路（那是3、4、5、6连通往团部的必经之路），再走二三十米就是团部的服务社，西边是新盖的澡堂，新澡堂还没顾上装修，是个空壳房，就像一个没安门窗的大厂房，房子的中间停着一辆解放牌大汽车，汽车头朝里，尾朝外，马槽都被放了下来，整个车身是个平台，白单罩盖下的人平躺在车上。我不愿相信车上静躺的就是解滨，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我走上前去掀开白布单，眼前的一幕却不得不让人接受这残酷的现实：只见解滨穿着一身新垦服，戴着一顶兵团帽，整个身体用白色透明的塑料布包裹着，安祥而平静，身下和四周被无数块冰块包围着。我的心颤抖不已！怎么是你呀，兄弟！这叫什么事？鼻子一酸，眼泪忍不住流下来……我们在卡车旁静静地看着他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呆呆傻傻地站在那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向他作最后告别，深深地向他躹躬黙哀……解滨是1952年生人，1974年去世，才22岁，青春年少。他的突然离世，对我的打击特别大，可以说是有生以来除近亲外，身边最近人的离世，所以从澡堂子出来后我心情特别沉重，人象坍塌了一样，提不起精神，什么都不想干，消沉了好几天。因为太突然，太意外，一时让人无法接受，当时整个大脑都是懵的、空的，对于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，也没顾上多想、多问，直到后来才慢慢开始琢磨。“解彬彬（滨滨）是天津五中初六八届知青，时任九连二排副排长。因为待人诚恳吃苦耐劳受到大家爱戴。1974年麦收开始后，他发着高烧还坚持带领全排下地割麦，身体实在撑不住时，留在宿舍里还在写报道稿件，就在留下的当天病情严重出现昏迷，被送到团部卫生所救治。九连的战友们晚上九点多收工后，连夜赶到团卫生所为彬彬献血。万没想到的是，战友们竟在卫生所院子角落里的一副担架上，看到了彬彬被白被单盖住的遗体！据医生说彬彬患的是中毒性痢疾转为败血症，医治无效而去世。昨天还穿着红背心拿着镰刀和战友们一起干活的彬彬，今天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，知青们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大家围着彬彬的遗体痛哭失声，第二批赶来献血的战友们也都惊呆了，那晚，战友们的哭声在十五团的夜空下久久回荡。噩耗传回九连，全连无不落泪。”（见2009年香港文化中国出版社《天蒼蒼 野茫茫》一书）
“解彬彬（滨滨），出身工人家庭。1969年5月从天津5中来到十五团。先到七连，1969年底（应为1970年初——作者注）调到九连……到九连后，他担任过班长，副排长。在麦收战役中彬彬得了中毒性痢疾，心想很快就能痊愈，重返麦收战场，他没有去医院就医。一天下午，彬彬病情急剧恶化，腹泻大量脱水，高烧以至昏迷。九连立即把彬彬放在担架上送到团部医院。谁想，在医院里，彬彬被搁置一旁，无人理睬。病亡在担架上。听到彬彬病亡的消息，九连战士不干了，不约而同来到团部抗议。此事在十五团成为重大事件，费了很大劲，才平息下去。彬彬走了以后，他的家长表示，就把彬彬的遗体埋葬在他生前劳动生活过的九连，埋葬在乌加河边。”（同上）
上面两段文字实际上是一种版本，都认为解滨是死于中毒性痢疾转败血症，这种版本沿用的是当时官方对外公布的说法。9连战士对这样的结论说不上认可还是不认可，只是他们心中总有一个过不去的坎。在9连人眼里，解滨的身体一向很好，壮得象头小牛犊，尤其是经过几年的大田劳动，更锻炼强壮了他的体魄，印象中他没得过什么病，哪怕是头痛脑热，怎么说走就走、说没就没了呢？从发病到去世仅一天的功夫，太快、太突然！9连人震惊，9连人悲痛，他们还要起早贪黑去麦收战场鏖战。跟解滨朝夕相处的白玉山的心情更是可想而知。白玉山是复员老兵，当时是2排排长，解滨是副排长，他与解滨同住一屋。据老白说，因天气热解滨为解暑吃了凉东西而得病。起初他没当回事还带病去干活，大家劝也不听，这也符合他的性格。因为他是副排长，处处要强，而且那时人们心中英雄事迹装得也太多，什么王杰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，什么杨水才“小车不倒只管推”，什么“轻伤不下火线”，还有什么“红在边疆，扎根边疆，死在边疆”口号等，叫得满天价响，让人应接不暇，令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生吞活剥地效仿。在当时，有的女知青来例假不但不休息还在寒天里下水渠去堵决口，领导对战士又缺乏正确引导，只顾鞭打快牛，任由无知的她们蛮干，以致不少女知青都落下妇科病根。当年领导的这种冷漠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，也不是什么个人行为，而是极左时代的通病。后来解滨发烧难受得不行，便向白玉山请假，老白考虑解滨是副排长，平时又特别自律，从不请假，所以批准解滨在家休息，还嘱咐他能写点麦收的表扬稿就写点表扬稿什么的，在老白看来，解滨的病还够不上危重。那天下午，解滨为让病好得快点，便去连队卫生室问医取药。他是一个人去一个人回的，整个排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他一人。正好Y（时任副指导员、天津女知青）路过2排，听到了解滨在宿舍里大声呻吟，不断呼喊“疼死了，救救我啊！”那天，Y是因为值班还是有事，上工晚了一会儿，正碰上解滨“抱着头在炕上翻滚”并呼喊这一幕。作为女知青她没经历过此事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急得团团转的卫生员恰好找到了她，说连里的马车为麦收的人们送饭送水去了没在家，正好曹团长下连队来指导麦收工作，想用团长的吉普车送解滨去团部卫生队，但联系用车得连领导去办。卫生员说这是军医的主意，是军医让他来找连领导的。正拿不定主意的Y听罢，二话没说，即按岁数大、经验多的军医的授意，去找团长的车。吉普车就停在麦地旁边的马路上，远远地能看见。Y说：“我心急火燎跑步去找到司机，司机说得请示团长，我又跑步去麦地里找到团长”。团长说：“那还不快点送卫生队！”接着Y又跑回来告诉司机，司机便开车到连队和卫生员等人一起将解滨送去离9连15里地的团部卫生队。Y惋惜道：“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虽然尽心尽力了，但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会永远地离开我们啊！每次想到这些，我的心都会痛。”解滨被送到团卫生队，卫生队一边施救，一边通知9连来人献血。因解滨平时人缘好、威信高，所以连里不少人报名献血。据Z（天津女知青）回忆：“那天麦收收工回到连队，天已经黑了。连里传来消息，解滨病了正在抢救，需要B型血。战友们毫不犹豫，B型血的人纷纷冲到院里跳上车，去了一批人。”虽然在麦收战场激战了一天，但战友们不顾疲劳赶往卫生队，只想用自己的鲜血来挽救解滨的生命。当9连第一批献血战友还没到卫生队，第二批正准备上车走的时候，卫生队那边打来了电话:“献血的人不用来了！”一一解滨已抢救无效，宣布死亡！时间是1974年7月22日夜里11点。第一批赶到卫生队的战友，见到卫生队走廊担架上用白布蒙罩的谢滨的遗体，不禁失声痛哭。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他们难以置信，便纷纷去找医生讨说法。9连战友找医生讨说法并非无理取闹：他们看到解滨“那身体，那胳膊，那皮肤上出现了一层出血点”。“皮肤出血点说明身体里的那个血管里的血，凝固了，就完了。”——Y说。至于“血液凝固”“有出血点”是什么反应，一般人不懂。中毒性痢疾转败血症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，诱因又是什么等等，答案都无从得知。当时的人们顾不上去思考许多细节问题，包括病因死因，谁之责、谁之过都无法认定，也无从追究。再说，解滨昨天还生龙活虎地奋战在麦场上，今天就停止了呼吸、平静地躺在担架上，所以当时带给战友们的只是震惊、悲伤和哭泣！倒是老天有眼。那天晚上连里在大礼堂开会，心情沉重的我急返9连和战友们自带小马扎一排排、一队队挤进了灯光昏暗的简陋大礼堂。肃穆的人们望着忽闪着火苗般的小马灯，看不清讲台上的连首长的脸面，只能从轮廓和声音上判断出是谁。当指导员通报解滨去世的消息时，话音刚落，不知从哪儿刮来一股大风，“咣当”一声猛响，礼堂的大门被风撞开了！与此同时，一头大黑驴从门外探进头来，对着里面“嗷呦、嗷呦”地吼叫，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怪异现象怔住了、惊到了，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顿时屏住了呼吸……难以名状的阴森、恐怖笼罩了大礼堂，揪住了所有人的心。接下来指导员又讲了什么，大会是怎么散去的，人们都不记得了。当人们走出礼堂再四处踅摸那头大黑驴时，黑驴早已不知去向，踪影全无！只听有人在低声说：那头驴就是解滨的附体！会后，我和纪颖博又为解滨的追悼会赶写一份悼文，完稿时午夜已过，我俩却睡意全无，任凭哀思翻滚……
解滨墓所在地（常青提供）
解滨去世第3天，他爸和他姐夫从天津赶来处理后事。连里专门成立了接待组接待家人。从天津急匆匆赶来的解滨爸爸，完全听由连里的安排。连领导征询他爸的意见、问对组织有什么要求时，据说他爸什么都没提，只说就地掩埋，等来年再取几节尸骨去天津进行二次下葬什么的，然后就清理解滨的遗物返回天津了。至于解滨那个大红木箱是带回天津了还是怎么处理了，也没人去理会。解滨出殡时，据天津女知青L回忆：“忘不了解滨他老爹的悲痛欲绝，忘不了全连战友的抱头失声痛哭，更忘不了第二天忍着余痛仍去割麦。”因为解滨在7连待过，和人关系不错，以至解滨下葬那天，7连的H和另一位北京知青也赶去参加。事后H追忆道：“我听说滨滨下葬，不顾上班时间赶去。无故不上班是要挨批评的，我当时不顾那么多。滨滨的父亲呼唤滨滨的名字泣不成声。姐夫拿锤子钉上棺木。棺材是一副薄薄的白柸板……那天天气很热，我头很疼。至今不忍回忆。”知青Z则说：“解滨喜欢拉二胡，去世后他父亲决定把他心爱的二胡随葬了”。她还说：追悼会上“大家做了很多花圈。会后花圈摆在他的墓前。有时会被风吹倒，凡是路过看到的战友都会把花圈重新摆好。一个月以后，团支部组织人把花圈都烧了。”解滨的墓座落在2连通往9连的乌加河桥北岸往西北大约六七百米处，在乌加河堤和9连羊号南边排水沟的交界之地，因河堤高出地面许多，坟堆又在河堤上，所以开始时人们只要经过那座桥往西北望去就能看到。因为它置于最高点，视野所及，还能看到9连的羊号、场院乃至营房。所谓“狐死必首丘”，这恐怕也是他爸选址把解滨安葬在那儿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解滨墓座北朝南，坟头的土是新堆的，松软的，坟前立有一块用油漆油过的黑木碑，木碑上只写着5个字：解滨滨之墓。连生卒年月都没有。建丰农场（兵团解体后15团改为建丰农场）的人们说，当地人去世后一般都埋在27号地，也有埋在一分场那边的，如9连的老兵谢荣和张兆堂去世后就一个葬在27号地、一个葬在靠一分场那边。而象解滨这样把坟安立在乌加河堤岸上的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没有，独此一例，因而解滨坟当时成了15团的一个地名，也成了知青为内蒙古的土地献出生命的标志。1976年9月下旬，兵团战友赵旭东从甘肃某部队回北京探亲，专门绕道建丰来为解滨上坟，我们几个要好的哥们便一起再次去给解滨扫墓。赵旭东、解滨、纪颖博我们几个在7连时就是一个班，到9连后又在一个排，赵旭东和解滨不仅在一个班而且是正副班长，后来赵旭东调到团部警通班当班长，解滨便接任赵旭东的班长。赵旭东是1972年11月从警通班到甘肃部队去当的兵，这次是利用探亲假专门拐到建丰来看望战友的。那天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赵旭东穿一身军装，领章帽徽闪闪发光，精神抖擞。我们一行人白玉山、纪颖博、韓文忠、刘启健等随旭东来到解滨墓前，旭东先向解滨行了个军礼，然后弯腰下蹲，摘下军帽，把军帽顶朝下、帽沿朝上放在地上，双手一捧一捧地将黄土捧进军帽里，再将装满军帽的土倒向坟堆，一帽兜一帽兜地往坟头上培土，如此数次。等旭东培完土，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站在解滨墓前，脱帽低头向解滨默哀，然后缓缓离开…… 1975年底至1976年初的那个冬季，巴盟兴起了疏通乌加河总排干的大工程，乌加河被拓宽、挖深，河床和河渠两边挖出的土层堆向河堤，河堤加宽增高。为防止解滨墓遭受土层掩埋的危险，据《天蒼蒼野茫茫》一书记载：建丰农场副场长（知青女干部）曾发话：“不准在彬彬（滨滨）的坟墓上倒土。”所以好心人在挖总排干时专门将解滨墓圈起来而暂时没让它受影响。只因解滨墓终归是一堆黄土，没有树木和石碑等永久性标记，坟堆也不够高大，又无人修葺，年深日久，风吹、日晒、雨淋，也就逐渐被消平磨秃、无法辨认了，所以2009年从海外归来的冯桐（原15团4连和学校的北京知青，后留学英国并在国外定居）、任国庆（原20团北京知青后调15团9连，亦留学定居国外）以及雷霆（原15团政治处北京知青）等人以“大篷车”形式回访15团时，专门去祭奠解滨，却找不着准确的墓址，只能朝着墓的大致方位而举行遥祭。在空旷的原野，面对满眼蓬蒿，也许在祭奠解滨的同时想起了自我的兵团岁月和逝去的青春，大家由默哀而转为抽泣，由抽泣而转为嚎啕大哭……看过由他们实地拍摄制作的纪录片《寻觅》画面，好酸楚，好悲怆，好震撼！据王宝平说，“到1979年4月底，内蒙兵团二师十五团基建连与副业连再没有一位来自大城市的‘知青’”（见《乌加河之殇》一书）。15团其他各连知青的情况大致相同。这些最终离开了建丰这片热土的知青，他们相继回到城市，回到父母身边，或工作、或上学、或当兵、或出国，继而成家立业，结婚生子，虽然还是在继续打拼，安身立命，但毕竟都从农村回到了城市，从由他人主宰而变为自我规划、设计各自的命运与生活。而此时此刻，我们的解滨却永远地定格于22岁，永远地留在了乌加河畔！再也回不到他梦想的故乡，再也回不到慈爱的父母身边！在建丰无亲无故的解滨，头几年留在9连的战友与原场职工因偶尔梦见他，还去解滨的坟头为他烧点纸，而后来，那座连个准确地址也难找的孤坟荒冢，即使每逢清明，连个祭祀人也没有了。职工常发荣即“二小”，兵团时曾编入9连2排，是解滨手下的一员“大兵”。他就为解滨烧过纸上过坟。他儿子叫常青，解滨去世时他尚小但有记忆。常青长大后承包经营了9分场羊号南到乌加河北那片土地，解滨墓就紧挨着他的承租地。可如今已50出头的常青说，就连他现在也都找不到解滨坟的确切位置了，只凭孩提时的印象知道大概方位，那个坟头经过几次河堤的扩展和土地的开发利用，早已夷为平地、消失不见了。春往秋来，只有几丛荒草点缀着坟地，在微风吹拂中摇曳，凄凉而又无奈，残酷而又现实。1972年5月5日，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宝日格斯台牧场发生大火，同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5师43团4连的战士们冲进火海灭火，在烈火燃烧中，69位战士壮烈牺牲，他（她）们被追认为烈士。他们的生前战友为他们建立了陵园，把69位逝者集中安葬在一起。他们的死用“青山处处埋忠骨，何须马革裏尸还”来作结，悲壮豪迈，合情合理；而解滨等人的去世，用这样的话来标注则有些牵强和苍白，若用“望断天涯路，何处是故乡”来形容又未免悲凉凄楚。其实，这些本不该逝而逝去的知青用“红在边疆，扎根边疆，死在边疆”的殉葬者、上山下乡的牺牲品来定位似乎更贴切、更恰当些。但无论恰当与否，无论怎样评说，逝去的已经逝去，消失的已无法挽回。只是觉得像解滨这些生前为乌加河卖命，死后葬在乌加河畔，成为乌加河守护神的普通知青们，无论他们因何去世，因公还是因私，偶然还是必然，事故还是非故，都应该受到尊重、值得怀念、不该被遗忘！2006年战友们回连时，找不到解滨滨的坟墓，只好在乌加河畔祭奠
舒顺林专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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